为何决裂60年——杨振宁和李政道

发布日期：2025-10-29 17:59点击次数：164

作者：季承

众所周知，杨振宁先生与李政道先生之间的那段往事，堪称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公案之一。

1957年，因其在宇称不守恒理论领域的卓越贡献，两位科学家携手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被誉为科学领域的璀璨双星。

1962年，杨振宁与李政道的关系宣告破裂，他们在科学领域的合作就此终止，而深厚的友谊亦随之烟消云散。至于他们决裂的真正原因，杨、李二位偶有提及，然而各自的说法不尽相同，外界对此始终难以洞悉真相。

在1986年，李政道在其作品《破缺的宇称》中，巧妙地运用生动的比喻，描绘了李与杨之间关系的微妙之处。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要，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结果，他们发现了金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杨振宁赞誉李政道。

政道博士是一位才智过人的物理学家，具备极强的吸收能力，且工作勤奋不懈。然而，他在数学方面的造诣相对较弱，这导致他虽然撰写了大量学术文章，但其中并无特别重大的成果。

李政道赞杨振宁。

杨氏才智超群，尤其在数学与物理领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堪称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1954年，杨与米尔斯共同发表了关于同位旋规范场理论的研究论文，这标志着著名的“杨-米尔斯方程”的诞生，该方程在现代物理学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杨振宁先生具备卓越的评判思维能力。

李政道与杨振宁决裂

季羡林的子女季承曾长期担任李政道的助手，长达12年之久。在其亲自执笔撰写的三十万字的《李政道传》中，季承详尽无遗地揭示了李政道与杨振宁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纷争的真相，这一纷争源于名字排序的争议。

时间背景

季承直言，“在叙述他们之间的恩怨时，我始终秉持客观的历史书写态度，如实记录，力求公正无私，避免主观臆断，不轻易下结论。”对于这起纷争，杨振宁与李政道均感遗憾，却各有说辞。尽管杨振宁深知与李政道之间友谊的永久断裂是他此生的一大痛惜，但他却是首个公开揭露所谓“事实真相”的人。

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遗憾的是，我和李政道未能达到如此境界。”

李政道对这段恩怨有何见解？在2003年7月，李政道曾公开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杨振宁与我的分道扬镳，无疑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一大悲剧，然而，这一事实不容忽视，亦无法避讳。”

与此同时，我们对真相进行了公开阐述：“我同杨振宁先生争论的核心议题在于：关于1956年我们共同发表的论文，1957年荣获诺贝尔奖的成果中，关于宇称不守恒理论的关键性突破究竟是由谁率先提出的。”

初识

四十年代，李政道于西南联大攻读二年级。随着抗战的胜利，蒋介石意识到原子弹的至关重要性，并立志研制原子弹。于是，他特地邀请了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以及数学教授华罗庚，向他们提出了一项提议：提供十万美元的资助，并赐予一座大礼堂作为研发基地，恳请他们共同致力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吴大猷等人指出，要制造原子弹，首要任务是培育人才，因此他们建议挑选一批优秀人才前往美国深造。

李政道被选送至美国，于1946年踏上这片土地。然而，由于美国并未公开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不得不宣布解散。根据指示，他们得以使用所获得的经费在美国继续深造。于是，李政道选择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跟随费米教授学习理论物理学。

彼时，杨振宁正担任芝加哥大学的助教，接到了吴大猷的来电通知，随后为李政道等人在大学的国际公寓提前安排了住处。身为西南联大的同窗，杨振宁在年级上比李政道高出两级。此次相遇，成为了李杨二人初次相见的机会。

同校之缘，交往便自然而然地展开。他们携手合作，共同发表学术论文，并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依照出资比例共同购买这辆车，而归途后再由李政道独力承担购车款项。杨振宁的这一提议，其深意直至后来李政道方始领悟。他对杨振宁的精打细算不禁心生感慨。

合作

博士学成归国后，1950年，李政道加入伯克利加州大学，担任物理系的助理教职。正值朝鲜战争硝烟弥漫，加州地区的反华情绪亦颇为强烈，这使得他在那里的工作经历并不顺心。

在1949年的秋季，杨振宁作为访问学者踏入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殿堂。他对李政道在加州的近况有所耳闻，于是两人经过商议，决定李政道也加入普林斯顿，以便他们能够携手开展研究工作。

书中记载，杨振宁拜访了院长奥本海默——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并恳请他向李政道发出邀请。随之，1951年9月，李政道携夫人一同抵达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二姓毗邻而居，两家间的互动频繁而紧密。此刻，杨振宁正专注于对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过程进行深入计算研究，他热切地邀请李政道加入其中。“这标志着他们合作的真正启幕。”季承如此记载。

1951年秋季，两位学者共同撰写了两篇关于统计力学的论文，其中首次对各类热力学函数进行了精确的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揭示了在相变过程中，不同热力学函数的解析延拓变得不可能，这一突破性的发现为统计力学的研究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两位富有潜力的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论文，引起了科学巨匠爱因斯坦的格外关注。在1952年的某个时刻，他们有幸受到了爱因斯坦的亲自接见。交谈持续了漫长的时光，爱因斯坦提出的问题既多又详尽。在与李政道握手告别之际，爱因斯坦站起身来，诚挚地向他祝愿道：“愿你未来在物理学领域取得卓越的成就。”

两位青年才俊在普林斯顿的携手合作，不仅成就斐然，更因他们之间及各自家庭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流传一时的佳话。奥本海默曾赞不绝口，称李政道与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草地上围坐讨论学术问题，构成了一幅令人心旷神怡的美丽画面。

第一次分手

在普林斯顿的研究工作中，李政道既取得了卓越成就，亦收获了满足与喜悦。然而，一场纠纷不期而至，其起因在于他与他人共同撰写的两篇论文中署名的顺序争议。

这两篇论文的集合标题为《状态方程与相变的统计理论》。其中，由杨振宁与李政道共同署名的文章名为《凝聚理论》；而另一篇，名为《格气和伊辛模型》，则由李政道与杨振宁携手完成。

季承记述道，论文首作完成后，依循常规，作者的署名顺序应遵循姓氏英文首字母的排列规则，本应标注为“李政道和杨振宁”。然而，杨振宁却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若李政道并无异议，他愿置于李政道之前，鉴于他比李政道年长四岁。李政道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要求感到惊讶，但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同意了。

在第二篇论文的署名环节，李政道成功劝说杨振宁依照国际通行做法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署名之争在两人之间引发了分歧，李政道最终选择与杨振宁终止合作。尽管他在普林斯顿的研究所又坚持了一年半，然而，他们并未再联名发表过任何学术论文。

李政道对论文署名的问题始终难以释怀。当时，他并未意识到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亦介入其中。据杨振宁所述，在两篇论文的署名顺序上，他原本有意将李政道置于首位，考虑到李政道毕业后在科学道路上屡遭波折，他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些支持。然而，杜致礼凭借“女性的直觉”出面干预，认为李政道并非值得她丈夫如此信赖之人。

李政道毅然决然地选择告别普林斯顿，投身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一职。转眼间，三年时光飞逝，到了1956年，正值他29岁之年，李政道便荣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称号。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本意是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以与杨振宁保持距离。然而，一次偶然的际遇，却意外地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再度携手合作。

1953年，杨振宁于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度过了为期一年的工作时光，期间与米尔斯携手合作，共同撰写并发表了一篇题为《同位旋守恒与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论文。该论文中，他们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然而，当时李政道对于该论文的立论基础存有深重的疑虑。某次，杨振宁前往哥伦比亚大学探望李政道，李政道便将自己的疑虑告知了杨振宁。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杨振宁最终认同了李政道的观点，两人遂联名署名，以李政道为首，杨振宁次之，共同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与普适规范转换》。

“自1956年至1962年，杨与我不懈努力，共撰写了32篇论文，内容涵盖粒子物理至统计力学，我们的合作既紧密又丰硕，既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并肩作战，充分发挥了各自的最大潜能。合作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越了个人独立工作所能达到的高度。”

他们共同荣获的诺贝尔奖科研成果，正是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

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发现，被赞誉为20世纪物理学的里程碑。正如《李政道传》所记载，李政道先生率先揭示了这一领域的突破口。

1956年，正值4月底至5月初的一个清晨，杨振宁驾驶着汽车从长岛驶向纽约，目的地是哥伦比亚大学，他将在此与李政道会面并展开深入讨论。会面结束后，杨振宁需将车辆移至新位置，于是二人一同步出李的办公室，步入街头。车辆停放妥当后，鉴于餐馆尚未开门，他们在125街与百老汇大街的交叉口附近，于白玫瑰咖啡厅边品味咖啡，边就近期的研究成果和宇称不守恒领域的突破性见解进行交流。李政道将他的研究进展一一向杨振宁娓娓道来。

杨振宁对李政道的观点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然而，在经过一番深入的探讨后，他逐渐被李政道的论点所折服。午后的时光，他们重返李政道的办公室，此时杨振宁已完全转变立场，并表示愿意携手合作。他更提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建议，即建议李政道暂缓发表那篇论文。他认为，这乃是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突破，应当迅速行动，一举占领整个弱作用领域。如此一来，研究成果将更为全面，其意义也将更为深远。

李政道深以为然，并坚信若能得杨振宁先生加盟，必将使得此事更加圆满。

两位伙伴展开了一场友好的竞技对决。在短短两周的时间里，他们顺利完成了所有的β衰变分析工作。这项工作涉及了大量的计算任务。在计算能力方面，他们旗鼓相当，各自都为分析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经过一个月的辛勤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对相关过程的分析，并据此撰写了论文。该论文由李政道亲自执笔，署名亦由李政道领衔。这便是那篇一时之间引起轰动，最终荣获1957年诺贝尔奖的杰出论文。

决裂

1957年秋季，瑞典皇家科学院正式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李政道与杨振宁两位科学家。

11月，李政道着手筹备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的各项事宜。在此过程中，他们需分别撰写发言稿与讲演稿。彼时，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公告及媒体的广泛报道均遵循了获奖论文的署名顺序，将李政道的名字置于杨振宁之前。

书中记载，令人意外的是，抵达斯德哥尔摩后，杨振宁竟突然提出，在授奖仪式上，他期望能依照年龄长幼，先于李政道获得表彰。与此同时，他的夫人杜致礼亦有所请求，希望在晚宴上，国王能亲自陪伴在侧。换言之，在步入晚宴厅堂之际，她希望走在最前方，紧随其后的是杨振宁，位居第二，而皇后则将伴君侧。

李政道对此深感意外，并坚决反对此举。然而，杨振宁并未放弃，转而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的协助。秦惠对李政道言道，若因此事引发笑谈，令外国人瞧不起，实在有失颜面。在秦惠的劝解下，李政道才勉强答应。

这乃是一段插曲，尽管李政道心中略显不悦，但诺贝尔奖的荣光迅速冲淡了他的情绪。然而，不久之后的一篇文章却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962年5月12日，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伯恩斯坦撰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详细记载了李政道与杨振宁合作揭示宇称不守恒现象的历程。

彼时，李政道已重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了伯恩斯坦所撰文章的校对稿，并未做出太多调整。然而，杨振宁却提出了诸多建议。他指出，文中存在“一些令人感到痛苦之处”，并建议与李政道进行深入探讨。

杨振宁指出，在文章的若干部分，他希望将自己的名字置于李政道之前，同样，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亦应排在秦惠之上，鉴于杜致礼女士年长秦惠一岁。翌日，杨振宁拜访李政道家中，提出要求，在文中凡是提及“李和杨共同撰写”的段落，均需附加脚注，以阐明此举仅为遵循字母顺序的传统。

李政道对杨振宁所提出的那些要求，觉得实在无趣至极。当晚，杨振宁再次拨通了电话，表示那些注释或许可以省略不计，然而在文章中，所有提及之处均需统一表述为“杨和李”。

李政道心中充满了遗憾，无奈之下，他只得提出中止未来的合作。书中记载，杨振宁听闻此言，情绪顿时激动起来，泪水夺眶而出，表达了他愿意持续合作的强烈意愿。然而，李政道对此却感到束手无策。经过一番周折，两人最终达成共识，决定暂时搁置合作事宜。

在那年的十一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提交了辞呈。奥本海默听闻此事后深感惋惜，他尖锐地表示，李政道不应再投身于高能物理领域，而杨振宁则或许应当寻求心理专家的指导。

各执一词

自当然，这仅是李政道一方的观点陈述，而在《李政道传》一书中，作者季承亦力求采纳杨振宁的观点，以期实现论述的平衡。

在1982年撰写并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中，杨振宁在《初识李政道》一文中如此记载：“他天资聪颖，勤勉不懈。我们相知相惜，很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费米虽是他的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他却习惯性地转向我寻求指导。于是，在芝加哥的时光里，我实际上成了他的物理学导师。”

在《与李政道的最终合作》一文的尾声部分，杨振宁对这段合作关系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对我来说，宛如一位长兄。早在1950年代初期，我在粒子物理及统计力学领域已崭露头角。在咱们的合作之中，我无疑是资历较深的一方。我敏锐地意识到，不应成为他的阻碍，因此，我主动退居幕后，尽力在事业上给予他支持。同时，在公众场合，我对我们合作关系的真正内涵始终保持沉默。”

在1982年所著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的结语中，杨振宁的叙述与李政道的版本有着显著的差异：“我们的探讨焦点集中在θ－τ之谜。在关键时刻，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即应将产生过程的对称性与衰变过程区分开来。据此，若假定宇称仅在强相互作用中得以维持，而在弱相互作用中则失效，那么θ和τ实际上为同一粒子的推论，包括其自旋和宇称为0的结论，便不再存在难题。起初，李政道对此观点表示反对。经过我的一番努力，他最终接纳了我的观点。”